Loïc Prigent 总是坐得离人群稍远一点。他不抢话，不总结，不着急发表态度，只是在某个沉默的时刻举起摄像机——像是有人轻声说了句“现在可以拍了”，但其实没人说。他拍下模特不安地整理头发，拍 Karl Lagerfeld 像机关枪一样吐出法语词组，也拍设计师在后台把成衣一件件翻出来，仿佛翻一场还未成形的梦。
他爱荒谬胜过完美，信任语气多过结构。他从不高调批评时尚圈的空洞，却总能精准记录它发笑或失语的那一秒。有人说他是“局外人”，但他从不站在外面。他只是像一块录音带，悄悄运转着，把那些没人注意的情绪收进来，然后剪出一个刚刚好的节奏。
从布列塔尼的咸风到巴黎工坊的灯光，从高定秀场到网络短片，从模特咒骂到缝纫师的手，他拍下的不只是时尚，而是它周围的那一圈：人、噪音、判断、压力、幽默……
我们与时尚纪录片导演进行了独家对话，试图阐明在这个曾经是自由记者的时尚资深旁观者眼中——时尚的迷人之处是什么？时装是肤浅的吗？时装世界的真实与幻梦究竟发生在哪些维度中？我们该如何看待时装？
布列塔尼的海风里没有高级香水的味道，只有咸湿的空气与农田的安静。在这个法国西北角落的乡村，Prigent 的成长似乎注定与巴黎的奢靡无关。他的父母皆是农民，家中既无丝绸也无 Chanel，唯一的“高定时刻”来自电视荧幕上 Dalida 的演出——她为一首歌更换三十六套衣服，歌声未落，童年的 Prigent 已深陷迷恋。
“她靠奇迹维生”，他回忆起那一刻，语气里依然带着一点不敢置信的温柔。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视节目，而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：造梦机器是真实存在的，人可以把布料缝成魔法。
他没有像老套励志故事那样“沉迷于巴黎时尚行业的光晕中”，反而带着一股观察者的冷静绕道而行。他学的是文学，靠自由撰稿维生，为《Libération》等报纸供稿。他始终不肯让自己变得“时尚”，却又一再靠近那些关于时尚的边界——不是为了融入，而是为了“搞明白这些古怪又自信的人，究竟在信仰些什么”。
真正改变他轨迹的，是 Canal+ 伸出的“那只手”——电视台请他和著名时尚节目主持人 Mademoiselle Agnès 搭档，拍摄时尚专题片。他一开始犹豫：“我没学过拍摄，不懂剪辑，也不敢出镜。”但他知道怎么聊天，知道怎么让一个设计师在镜头前放松，知道什么时候闭嘴让沉默变得有张力。那些技巧不是学院派教的，而是布列塔尼式的礼貌和新闻纸背后的聪明教给他的。
“时尚对我来说，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我和世界交流的语言。”那时的他还没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以 Karl 最信任的影像记录者身份，被邀走进 Chanel 高定工坊的密室，也没想过，在 Dior 这样“光辉制度”般的品牌体系中，自己也会成为讲述者之一。但那股探索的好奇心，早已悄然上路了。
如果说 Prigent 在布列塔尼的田野里发现了对时尚的幻觉，那么《Signé Chanel》就是他第一次把幻觉变成了现实。他带着一台肩扛摄像机走进 Rue Cambon 31 号，那是 Chanel 高级定制的核心地带，空气中飘着褶边、蕾丝与历史的尘。他没有喊“Action”，也没有设计镜头，而是像潜入者一样跟着工坊里的缝纫师、裁剪师、试衣模特、贴花工慢慢游走，镜头仿佛是一块无声的纱布，盖在这座高墙林立的梦工厂之上。
他拍的不是高定本身，而是高定的“机制”：谁在做，怎么做，谁说了算，谁在沉默。他镜头下的 Karl 不像神，更像一个神经紧绷的总指挥，永远在吐槽、剪纸、拍大腿、改主意。也正是这次合作，奠定了他作为“时尚圈亲密外人”的位置——被接纳，但不融化。他自己说，
《Signé Chanel》的成功不是爆炸式的，它更像是一条暗流：安静，但无法忽视。它让 Prigent 意识到，他不需要仰视这个世界，而可以在平视中发现它的“悖论与诗意”。他不是来歌颂时尚的，他是来拆解它的肌理的——用幽默、真实、与一点点冷眼旁观。之后他开始拍《The Day Before》，记录设计师们在发布会前最后 48 小时的焦虑与失控，从 Fendi 到 Sonia Rykiel，从 Jean Paul Gaultier 到 Marc Jacobs，每一次都像是潜入一场即将起飞却可能坠毁的演出。
《The Day Before》由10集纪录片组成，记录了设计师们在发布会前一天的工作状态。
Prigent 真正感兴趣的，是“秩序之下的混乱”。他的镜头避开炫目的 T 台，停在模特卸妆时的怔忡、助手奔跑时鞋底发出的啪嗒声、设计师轻声咒骂时撇嘴的细节。他把后台变成了主舞台，把“肤浅的世界”拍得深刻而诚实。时尚在他眼中不再是一场完美的幻术，而是一种永远在奔跑、永远不完整的热病——而这正是他最着迷的部分。
Prigent 不讳言他迷恋“肤浅”这件事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肤浅从不是贬义词，而是一种被误解的直觉力，是一种识别时代温度的精确方式。时尚金句、模特小声抱怨、设计师没睡好时的神经质发言，这些看似琐碎又搞笑的片段，才是他眼中最具洞察力的时刻。他像个语言学家，但研究的是“滑稽语调”与“荒谬美学”。
在社交媒体随时爆炸的年代，他成了最懂怎么让一个金句“爆炸”的人。他剪辑时刻意留下模糊、不完美与自相矛盾的句子。他从不害怕尴尬，甚至主动搜集尴尬。
他的纪录片从不“解释”时尚。他不是说教者，也不服务于品牌的叙事逻辑。他更像一位声音采集师，一旦发现有趣的调频，便将它框进镜头。于是，我们得以看到 Jacobs 在办公室抽烟咒骂，看到 Alber Elbaz 边吃饼干边改裙子，看到一位模特说“我其实不太懂这场秀，但我希望别人以为我懂”。
幽默背后，是极其精准的情感控制。他深知镜头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，也能放大一个人的虚荣。而他的方法，是让拍摄对象变得“合拍”，让他们知道镜头不是敌人，而是一种共享的幽默。Prigent 相信“共谋感”是最好的保护伞——当一个模特笑着吐槽造型像灯罩时，那种坦率，不是嘲弄，而是信任。
但他也不总是温柔。面对话语失控的时尚生态，他保留讽刺的权力。他从不掩饰自己对“空话”的厌恶，也从不掩饰对真正创作力的钦佩。他以最轻佻的语气，讲述着最沉重的事实：美、荒谬、欲望、资本，它们与真实共存。
时尚界总是充满了“讲好品牌故事”的声音，而 Prigent 似乎从未真正加入这场合唱。他始终处于一种奇妙的中间态：既被品牌信任，也不为品牌服务。他的纪录片，既不属于时尚官方机构，也不属于新闻批判体制。他用的是第三种语法——观察者的、不设防的、带一点微笑的质疑。
在 Dior 找上他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“太好了”，而是“我能拍点真正的东西吗？”《Her Dior》这部纪录片正是他主动提议向 Maria Grazia Chiuri 发起的项目，聚焦她与女性艺术家的合作。在这次拍摄中，Prigent 几乎彻底放弃了对“美”的执念。他记录策展人走神的瞬间、模特不知所措的眼神、团队成员紧张到手指颤抖，也捕捉那些在工作间隙打趣调侃的轻松片刻。“我不希望她们被当作象征，而是被当作人。”他说。
Prigent 最反感的，是“为了讲述而讲述”的影像。他对流程化、模板化的叙述结构几乎本能地抗拒。他不安排拍摄日程，而是随团队移动，在混乱中等待瞬间。他曾开玩笑说自己的拍摄方式像“蹲在厨房看别人炒菜”，但他炒的不是菜，是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。他不需要全部的真相，只需要一个破绽：一声叹息、一句咒骂、一次不经意的笑。
他所揭示的，是时尚影像中长期被忽略的另一层面：合作的复杂性、创作的不确定、以及构建一个形象时的无数失败版本。在他镜头里，时尚不是线性的胜利史，而是一场永远在被重写的试验。他从不追问“你成功了吗”，他关心的是“你在试图什么”。
正因如此，越来越多品牌选择让他介入——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有温度。他也从不掩饰他对这种“温度”的筛选标准：真实感、语气错乱的段子、非完美主义的瞬间。他坚信：“你可以不懂时尚，但你总能懂一个人眼里藏着的那点压力。”
在巴黎第十区一间不起眼的小楼里，藏着 Prigent 的影像基地——Deralf，一家只有七人的微型制作公司。没有玻璃墙会议室，也没有品牌公关来来往往的热闹，这里像一间后现代编辑室：墙上贴着高定工坊的行程、Jacobs 的传真手稿，桌子上堆着便携硬盘和看不清标记的 DV 带。Prigent 坐在最靠近阳光的位置，耳机半戴着，剪辑软件像他身体的一部分。
Deralf 这个名字来自 Prigent 第一部时尚纪录片的一篇影评。影评人用一句话形容他的作品：
“Divertissant Et Révoltant A La Fois”（既有趣又令人反感）
，Deralf 正是这句话中每个单词首字母的组合。这个词听起来像 Karl 小时候为“flared”（喇叭裤）所发明的幻想词“deralf”，既像是对 Karl 的私人致意，也像是 Prigent 整个人的工作哲学：用错位的方式重新观看时尚。他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“影视团队”，他要的是一群能迅速理解语气、掌握剪辑幽默节奏、甚至敢对时尚圈说“不”的人。
在 Deralf，Prigent 几乎亲手把控所有关键步骤。从拍摄方向、采访结构，到最后的节奏剪辑，他不交给外包，不信赖标准流程。他说：“我拍的不是画面，是语调。如果你剪掉语调，那整部片就死了。”他的片子有时显得粗粝、不够“精致”，但那种“不完美”恰恰保留了对话里的断裂、空气里的紧张感，还有那些未被安排好的真实瞬间。
团队里的人多是年轻人，有些从网络视频平台转来，有些是艺术院校的学生。他喜欢“思维反常规”的人，有时也给他们很宽松的剪辑权限，但前提是：必须捕捉到荒谬。“叛逆和温柔不冲突”，他笑着说。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像一条理念，更像是一种风格训练：如何在一个结构严密的行业中，保持对语言和人的绝对敏感。
Deralf 并不大量承接商业项目。他们的运作更像一个“游牧式实验室”，接下拍摄任务时，会优先考虑“能不能说真话”、“有没有边缘人”以及“这个团队是否足够混乱”。他们经常被大品牌邀请，又经常主动退出。他们不是时尚工业的一部分，更像是它的镜子，时不时发出一点冷光。
在时尚界，没有人比 Prigent 更像一名不动声色的“暗中观察者”。他不属于任何品牌，也不忠于任何编辑部；他是 T 台前排熟悉的身影，却永远站在评论之外。他像一个拿着隐形笔记本的间谍，用镜头记录这十年巴黎时尚的光怪陆离、权力更迭与节奏崩塌。
法国版Harper‘s Bazaar专题《由 Loïc Prigent 讲述的疯狂时尚史》封面配图，将Prigent与其报道过的时装秀拼贴到一起。
在他看来，时尚不再仅仅是设计和工艺的比拼，而成了品牌构建图像的高速战场——拍摄、发布、刷屏、遗忘，一切都在 24 小时内发生，也在 24 小时内消解。他不是悲观主义者，但他清楚知道，自己所记录的东西正被另一种节奏替代。
这也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采访评论人、策展人、非设计类参与者的原因。他不再满足于拍模特如何走路，而是好奇：
他越来越像一位文化社会学者，只不过他的观察方式仍旧是 Prigent 式的——以笑话作为开场、以沉默作为注解。他说：“我看着一切变化，但不急着说它们好还是坏，我只记录它们在变。”
也正因如此，在一个高速消费与更新的时代，他的镜头反而保留了一种“反动态”的价值：它不追热点、不给答案，也从不急于判断。他就站在那里，用一种带着偏见的诚实，捕捉着时尚这台庞然机器每一次翻身的震动声
Prigent 并不完全认同“高级定制是时尚的未来”这种说法，但他承认，当他站在 Atelier Flou（高级定制工坊中的“软装”部门）面前，看着一个姑娘花 72 小时只为缝出一行透明暗扣时，他的呼吸还是会慢下来。他迷恋工艺带来的“时间感”——那是数字时代最奢侈的尺度。他说：“高定不只是贵，而是缓慢，是让身体和结构重新对话的一种方式。”这份迷恋并非复古情绪，而是一种抵抗。
但与这份对手工奇迹的热爱共生的，是他对当代时尚叙事机制的冷静质疑。他越来越不相信“讲好一个品牌故事”这件事。他说：“品牌越来越会讲故事，可问题是，这个故事你真信吗？”在他看来，今天的品牌太懂如何包装“态度”了——环保、女性主义、多元、政治正确，所有标签都被用得恰如其分，却越来越像一次次语义闪避。
他对语言的敏感，让他对“标语式传播”格外警觉。他拒绝那种把“反抗”当作挂饰、把“女性力量”做成印花的空洞方式。他在《Her Dior》的拍摄中尝试打破这一逻辑——不再让艺术家“代表”什么，而是让她们讲自己的工作。“政治不在口号里，在她如何操作镜头、如何与身体对话、如何在疲惫中继续作品。”他这样理解时尚的“可能性”。
与此同时，他对年轻创作者也抱有近乎矛盾的态度。他欣赏他们“不服管”的直觉、社交媒体上的视觉爆炸力，却也时常感叹他们“太快了”。“很多年轻人只拍剪辑，不做提问。”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不成熟，而是“没有给语言足够的时间长大”。当他采访新一代设计师时，最关注的不是他们的灵感来源，而是他们是否真的读懂过一个人的身体、是否理解布料如何改变空间。他讨厌空谈，也讨厌模仿。他喜欢原创，但更喜欢那种“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”的笨拙。
这也是为什么他最近着迷于一些低调的新名字——一个用玻璃做皮衣的巴黎年轻人、一位从东非织物中拆解结构的独立设计师，还有一位只拍三分钟 Vlog、但每句旁白都写得像诗的摄影学生。他说：“这些人也许不会红，但我愿意帮他们留下一段像样的影像。”
在 Prigent 的剪辑台上，从来没有所谓“最后一版”。每一个画面都可能再被修改，每一句语气都值得反复推敲。对他来说，“完成”从不是目标——比完成更重要的是“仍有疑问”。他把纪录片拍成开放句式，把时尚当作一场永远未竟的句读练习。
此前，他曾与 Dior 合作拍摄纪录片《Her Dior》，这部关于女性艺术家与品牌对话的项目，不像传统宣传片那样结构工整、镜头优雅，反而更像一场聚会后的复盘：凌乱的、真实的、情绪横跳的。与此同时，他正为法国时尚博物馆策展的 Worth 展览拍摄纪录片，也参与了数家时装屋的私密项目——它们大多没有公开名称，不打算在平台上线，像是某种“影像备份”，为了未来某天的回望而做。
更安静的事还在不断发酵：他推出了一个名为 Fashion Moodboard 的网站，想在那上面发表他迟迟未动笔的长文，写写 Karl 的短语节奏，写写他在 Gaultier 工坊吃的最差的一顿午餐，也写写模特们在后台哭的原因。他不是想做评论家，而是“为自己补一份笔记”。这份笔记，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形式——影像与文字并行、速度与慢节奏共存。
Prigent在Mood栏目中释出未收录在过往视频中的采访片段，图片来自Catherine Deneuve特辑封面。
他说自己不擅长计划未来，“一切都来得太快了，我只是习惯躲进镜头里反应。”但无论未来走到哪里，他始终会站在那个边界上：既在时尚之中，又保留自己的一步距离。他不做结论，也不写总结。他用剪辑拖延时间、用语气解构语言。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却始终对“惊讶”保持偏执的期待。
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拍，是因为它已经不再让我好奇。”Prigent 坐在剪辑室的角落，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伤感，只有一种近乎柔软的坦白。他不以激情工作，也不靠信仰维持。他靠的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敏感力，一种相信“混乱中有意义”的固执信念。
而在这个被图像吞噬的时代，他的镜头反而像是反图像的——低调、慢、反光。它不告诉你看什么，只是陪你一起等待那个“啊哈”的瞬间。Prigent 不会喊“Action”，但他永远知道什么时候该按下录制键。
你为何从平面媒体转向电视——再最终进入时尚纪录片领域？是出于对时尚的热爱，还是因为被现实的荒诞性所吸引？
我转做电视，是因为作为报刊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完全不够生活。有一个月，我的稿费还不到我房租的数额，我立刻转向了电视。而时尚纪录片的创作非常棒，它让人终于可以对时尚这只“蝴蝶”进行一些深度思考。我非常热爱服装，也非常痴迷现实的荒诞——谢谢你注意到了这一点！
你采访过许多资深业内人士——他们如何回应你有时带刺的语气？在面对“时尚大佬”时你会收敛一些吗？有没有某些时刻你想：“这人太体制化了，不能太锋利”？面对老套或公关式的回答，你是如何打破对方防备的，比如像你采访 Maria Grazia Chiuri 那样？
我记得拍 Marc Jacobs 的纪录片那六个月里我总是跟他开玩笑，但他几乎从来没听懂。不过他也从不责怪我。我经历了六个月的“笑话失败日常”！通常当设计师看到剪辑成片后，才开始真正信任我。或者，他们会从我真诚回应他们的回答中感受到我的兴趣。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——面对我这么一个“怪胎”，是挺挑战的。
为了让一次采访真正“点燃”，你会扮演哪种角色——“观察者”？“挑衅者”？还是“局外人”？
我现在的策略是提最开放的问题，最中性的提问，让对方完全自由地说她想说的东西。她们的思考总比我这个小脑袋能想到的要深远得多。我不是在假谦虚，我是真心这么认为。比如你问“为什么这季用了黄色”，回答往往都会非常精彩。在我看来没有什么“坏问题”。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行业最棒的采访者，但起码我知道这点，这已经是第一步了。
如今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“独立声音”。品牌和公关会请人坐上前排，但评论却常常浅尝辄止。你认为当下时尚评论的瓶颈是什么？它该如何进化？你对内容创作者们有什么建议或警告？
我们活在一个“即时点评”的时代。有时连完整的词句都没有，只是一个形容词，甚至只是一个表情符号。这就是我们的时代。所以至少要争取一个“积极的眨眼”。我不介意这个节奏，总比漠不关心强。我自己的网站上经常写长到六万字的时尚文章，这让我可以几周沉浸在一个议题里，非常解压、也非常充实。
“前台（Frontstage）”还是“后台（Backstage）”——哪一个更令你兴奋？你还记得你人生中看的第一场时装秀吗？那是怎样的场景？你当时脑海里在想什么？
你知道吗，我第一场看的秀就是 Dior 的成衣发布，当时由 Gianfranco Ferré 操刀。我是个自由撰稿人，报社的一位同事拿到了邀请却去不了，就把票转给了我，我简直开心疯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现场的氛围、第一排的神秘气质、模特的动作编排、走路方式、转身，还有当时观众还会鼓掌的节奏。我那一刻就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一座宝藏矿山，我必须在里面多呆一会儿。
在亚洲——尤其是在中国——很多人是通过翻译或字幕来看你的视频。你有计划在中国的时装周期间进行拍摄吗？你是否考虑过那里与巴黎在运作逻辑上的巨大差异？你会如何适应这些文化与区域上的差异？
我以前确实在中国拍过一些秀，但还没机会完整地拍摄一次中国的时装周。这个国家的文化让我非常着迷。杭州之美，真的令人屏息。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中国拍摄。
CHANEL2024/25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前夕，Loic Prigent与中国主持人Linda在秀场外围的西湖湖畔为全球观众进行直播主持。
自去年以来，时尚界“创意总监大风吹”游戏愈演愈烈。许多历史悠久的品牌至今尚未确定掌舵者。你怎么样看待这场“更换世代”的局面？你觉得今天的时尚行业最缺的是什么——天才、耐心，还是明确的方向？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将迎来过去三十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尚时刻之一——那么多新面孔将掌管重要品牌。但我也对年轻品牌的生存状况感到担忧，很多都面临经济困境，我希望它们能撑住。
